2013年8月4日星期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


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首次出访,李克强也到访了德国。526日,联邦总理默克尔在柏林总理府以军队仪仗队欢迎李克强总理。前一日,李克强总理会见了勃兰登堡州州长Matthias Platzeck,并参观了波茨坦的Cecilienhof宫。
Merkel und Li eröffnen das Sprachenjahr 放大图片 (©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在进行首次会谈前,默克尔总理和李克强总理共同会见了德国和中国的大中学生,与他们一同启动了“德中语言年”。两国政府以文化和教育政策为语言年的重点,这是两国政府在2012年的政府磋商中商定的。该倡议的目的旨在在中国有更多的人学习德语。到2013年年底,两国的伙伴学校将从目前的81所增加到146所,同时还要加强对德语教师的培训; 在德国要继续加强中文课程,促进两国间在语言范围内的文化交流。
Gespräche am 26.05. 放大图片 (© picture-alliance / Photoshot)
两国首脑会谈的重点是政治和经济关系、欧元区形势以及国际问题。在总理府的会谈中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从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到纺织工业等。联邦总理在会谈后说,要继续加强工业、信息技术、电信和城市化建设等四个未来领域以及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合作。
周日晚上,会谈在Meseberg宫政府会客室与经济界代表共进晚餐时继续进行。之前,联邦总统高克在Bellevue宫接见了李克强总理。
按照计划,李克强总理与联邦总理默克尔、原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反对派领袖联邦经济部长Rösler以及德国和中国经济界代表于527日继续在总理府会谈。
Westerwelle und Li Keqiang am 26.05. im Auswärtigen Amt 放大图片 (© Photothek / Trutschel) 新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随同中国总理访德。526日联邦外长韦斯特韦勒在外交部单独接见了王毅外长。会谈重点是加强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朝鲜、叙利亚和伊朗等地区和国际问题。

考量"克强经济学" 应在李克强主政周期后解读


 

 
 
“李克强经济学”的土壤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上,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上,其边界必定也是与此相结合。不能完全套用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来看待它。
  《联合早报》8月2日发表作者易鹏评论文章,原题:对“李克强经济学”定标的四种维度
  最近一份中国国 务院李克强总理在前不久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稿被广泛流转。这次讲话不是照本宣科,其中观点比较鲜明、案例比较充分、数据比较翔实。可以说是近期李克强 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思路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透过这个讲话,既对当前中国未来将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有所了解,又对这段时间高频词“李克强经济学”有更 深的认知,同时有利于构架起对“李克强经济学”定标的四种维度。
  从目前信息资料来看,“李克强经济学”最早提出者应该是《南方周末》在两会期间,他们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重点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而后 青年经济学家管清友在《从朱镕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学》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中认为“李克强经济学”重在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让“李克强经济 学”有更广泛认知的是巴克莱经济学家黄益平提出的“不刺激,去杠杆,重改革”这三重解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6月份的“钱荒”而被各界强化了认知。当然,除 此之外,对于“李克强经济学”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这次李克强的讲话稿让外界对“李克强经济学”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接近的了解,其思路和各种外界不同版本的“李克强经济学”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 方面主要集中在要推动经济升级版建设,尤其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力的“新四化”作为主抓手,通过创新驱动和新思维驱动来打造经济升级版;要强化市场理念,要通 过改革的方式简政放权更好地培育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发挥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增加供给,尤其要通过新经济来刺激供给,比如通过推动信息消费来挖掘 新的消费热点,通过制度改革来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要通过开放促改革,比如通过快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贷款利率放开管制,通过开放来形成增量倒 逼改革等等。
  分歧方面也有不少,因为各种不同版本之间本身就存在分歧。比如“不刺激”这最广泛流传的巴克莱的观点就和李克强讲话稿的意思有出入。从李克强在 内部讲话的角度来看,是否采取刺激政策主要要看中国经济运行是否在合理区间内。李克强在发言中非常明确提出了“上限和下限”的合理区间论。“上限”是看通 货膨胀,“下限”是看GDP增长速度和就业情况,对今年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并且很明确的指标——今年的GDP增长率要维持在7.5%左右,通货膨胀不能 超过3.5%,城市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在合理区间内重在调结构、促改革,逼近合理空间下限或上限就要相应采取刺激和调控手段来稳增长。
  换言之,如果出现严重脱离下限的情况,大规模刺激也不排除出现,毕竟国际国 内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突发经济失速的可能性也存在;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全年中国经济要保持7.5%左右的增长还是有把握的,故在铁路、棚户区改造、信息基 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营改增和对小微企业减税等等方面采取小规模的刺激,就应该可以维持在合理空间内。

  若经济脱离下限料有大规模刺激
  李克强这种比较透明的合理区间论,是政府进行调控的一种进步。透明的政策走向最大的价值是稳定市场预期,让市场主体能够非常清楚未来政府层面采取的经济政策的走势,有利于降低市场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提升其加大投入的积极性,从而达到稳增长的目的。
  凡事都需要定标,定标可以提高质量和效率,而定标需要建立多重维度。通过对这次李克强讲话和各种版本隔空对话的解读,以及其主政中国经济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可以对“李克强经济学”建立起四个基本的维度来定标。
  第一种维度是政策思路维度。必须认识到李克强经济学“并非是指一种经济学理论,不能同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理论等这种理论层面来做对比,而应该是 指“李克强经济政策思路”,具体化而言就是本届中国中央政府经济施政的思路和框架。这种经济政策以主导者来命名早就有先例,比如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 学,也包括最近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建立起“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施政思路的维度,能够有利于各界更科学的解读“李克强经济学,便于形成推进经济发展的共 识。
  第二种维度是时间维度。现阶段对于“李克强经济学”的全部内涵予以解读还为时过早,本届政府才刚开始施政,其施政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次李 克强的讲话稿就和两会期间的思路出现部分微调;而随着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各种改革的路线图出台,会更加充分展现“李克强经济学” 的更多内涵。而考虑本届政府执政时间是五年,李克强主政中国经济的周期将是十年,其“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思路还会不断的调整、完善。故对“李克强经济 学”必须有一个时间维度概念,既可以从现在分析和预估其未来内涵,也要在其主政周期后予以总结和分析。同样对其政策思路的导致的主政结果,也需要从其主政 周期后来分析成绩如何,如同现在来评判里根经济学的成败得失一样。建立起“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时间渐进的维度,能够有利于各界更冷静的解读“李克强经济 学”,不至于草率下结论出现误读。
  第三种维度是国情空间维度。“李克强经济学”的土壤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上,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上,其边界必定也是与此相结合。不能完全套用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来看待它。在这种国情下,“李克强经济学” 会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毕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是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会强调增量改革、开放来倒逼改革的路径实 现,毕竟对长期实现计划经济遗存下来的各种存量直接破题难度会非常巨大;会强调平稳有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不太可能采取激进的、休克式的经济政策,故完全 不刺激的政策不太会实施。建立起“李克强经济学”有一种国情维度,能够有利于各界更有耐心地解读它,不至于犯欲速则不达的错误。
  第四种维度是综合统筹方法论维度。“李克强经济学”必定是一个综合性体系,不会出现一元函数格局。比如对于有扩大中国经济内需的新型城镇化,不 会强调其单兵突击,而是会和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构筑起“新四化”,通过同步、融合的方式予以推进,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抓手。对于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这三大任务,也会考虑其三者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予以整体推进。认识到“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综合统筹方法论维度,能够有利于各界更全面的 解读“李克强经济学”,更强调协调性和整体性。
  总之,通过建立对“李克强经济学”定标的四种维度,有利于更科学、精细化、深度认知“李克强经济学”,从而加深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的预判。

美中结束第18次人权对话

 

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共同主持美中第18次人权对话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
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共同主持美中第18次人权对话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
 
 
 
 
美中第18次人权对话7月30至31日在中国昆明举行,由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共同主持。

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新政府就任以来美中间首次就人权问题交换意见。这次对话是否产生了任何实质性成果,尚不得而知。但会前的相关评论对此似乎并不持乐观态度。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沃尔夫在美中人权对话开始当日发表声明指出,美中高层双边会谈,包括年度人权对话迄今没有使中国的人权纪录发生任何可见的改善。


沃尔夫议员在声明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中国公民因宗教信仰或不同政见而遭到迫害,同时谈及中国政府针对网络言论而设置的防火墙。沃尔夫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明确地将人权与宗教自由作为其外交政策议程的重点。

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美中人权对话前夕发表报告指出,自2012年上次对话至今,中国除了在废除劳教制度方面似乎有所动作,人权纪录并无明显改善,新领导层继续对不同政见和批评意见采取不容忍态度。

人权观察说,2013年3月以来,北京和江西至少有16名活动人士因要求政府公布官员财产而遭刑事拘留;2013年6月以来,至少有5名活动人士因为在江 苏省无锡市黑监狱中征募上访者而遭刑事拘留;7月1日,在北京外交部大楼前聚集的大约150至200名示威者被北京当局短暂拘留和讯问。另外,中国政府拒 绝解决西藏和新疆存在的问题,反而在这两个地区采取压制措施。

人权观察认为,美国政府应当要求中国政府制定切实和明确的基准,在人权对话中评估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没有这些基准,人权对话就可能成为表面的外交文章,而非改善人权的真正有效的手段。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中人权对话并未详尽报道,但有评论指出,双方在法治、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等问题上仍是各说各话,没有实质性进展。

“观点中国”网站发表署名评论,指责美国“在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时依然是站在审判者的高度和以道德制高点出发的角度……戴着有色眼镜片面地看中国。”评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抱有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导致双方存在裂隙,因此人权对话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2013年2月13日星期三

《论持久战》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目錄:


問題的提起


  (一)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胜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么樣?能胜利還是不能胜利?能速胜還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胜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胜利?怎樣爭取最后胜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于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胜,無需乎費大气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了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据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胜論了。在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胜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了解。“盧溝橋事變[1]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种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著。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于許多的因素:全國党派,從共產党到國民党﹔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党人,同其他抗戰党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胜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党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准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証明下述兩种觀點的不對:一种是中國必亡論,一种是中國速胜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后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三)抗戰以前,存在著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2]”抗戰以后,公幵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气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据就是“再戰必亡”[3]。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衹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的那几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胜,會亡。’討厭极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种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种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种毫無根据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于“在全体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怀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机械的”觀點[4]。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衹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國援助上面[5]。台兒庄胜利之后[6],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7]應是“准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么“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后掙扎”,“我們胜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衹有靜候末日審判”[8]。平型關一個胜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于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么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9],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准備在國共兩党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种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胜仗之后,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于進行胜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于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复:不會亡,最后胜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胜利的各种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几段如下:   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胜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妳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系。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胜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胜。衹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妳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确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衹是一种幻想。我們确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并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幵,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于极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种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衹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优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离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作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于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体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党能否同意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党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妳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胜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衹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种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机构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的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衹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葯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的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証明上述論點的正确,以后也還將繼續証明它。   (七)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党中央就在它的《關于目前形勢与党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占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幵始。日寇已經幵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拆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幵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准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胜利。   爭取抗戰胜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衹有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党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証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确,以后也還將繼續証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机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是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据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衹根据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体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于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于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机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确的結論。

問題的根据


  (九)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最后胜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据就在這里。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于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后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据。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种力量將逐漸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壓力于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10],太平天國[11],戊戌維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胜,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各种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种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种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种進步,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朮,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里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于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証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据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點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証据,証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后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据,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証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后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信,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据去說服還不明白和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這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這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于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于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于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后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并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于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妣亞抗意戰爭的那种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种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党,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党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党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胜利。這是國內的條件。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于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胜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于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并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條件,于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据。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么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党,更沒有共產党,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据以恢复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証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复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加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視而不見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后,再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种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幵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胜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衹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胜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亡國論之沒有根据,俱如上述。但另有許多人,并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怀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怀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著,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証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种醞釀妥協空气的時机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占領華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后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机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幵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后者稍為客气些,但也衹有程度之別,并無原則之分。大体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于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于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衹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气。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于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14],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据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于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种時机,敵之勸降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种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党,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党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愿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國妥協而利于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种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占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种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机,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現在來答复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于堅持抗戰。國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証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并無使人悲觀的根据。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胜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于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种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后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幵辟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衹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后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系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系著,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胜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几個敵我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复了為什么不易妥協和為什么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衹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夸大起來看成全体,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体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据的,是錯誤的。那些并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衹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然而速胜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于中國的長處,夸大得离幵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种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气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气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里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斗爭中。我們的任務在于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并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衹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于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對于前者將逐步地占优勢,二者在猛烈地斗爭著﹔并指出后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并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与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胜,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胜衹存在于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衹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衹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据的速胜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衹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胜論。

為什么是持久戰?


  (三十)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么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衹有依据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优點。敵之优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优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后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优點衹有一個,余皆缺點,我之缺點衹有一個,余皆优點,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优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优勢而我是劣勢,這种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衹限于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不能超過而至于全胜或全敗,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于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种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优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优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优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优劣的形勢,因而敵我衹限于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衹要我能運用正确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优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胜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15],他們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胜,而衹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种程度的進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准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种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极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准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日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胜,而衹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胜利又將是屬于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种持久戰,將具体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体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异常丰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盡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占廣州、武漢、蘭州三點,并把三點聯系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占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划,應把敵人可能占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并可能互相聯系起來作為一种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于國民党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采用過并且還將采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划,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后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种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于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气已幵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气,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幵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幵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幵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著對于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步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于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后,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据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后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占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朮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建設繁榮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后,比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占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并盡可能地調動敵人于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敵衹能保守占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胜利。那時,整個敵人占領地將分為三种地區:第一种是敵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擊戰爭的根据地,第三种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体上我們要准備付給較長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于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占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比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于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斗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划地增強作戰技朮,改造軍隊,動員全民,准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于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17]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意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几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于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准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衹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御,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并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后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御,由于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于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并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占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后是敵敗我胜,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党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衹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衹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著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优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种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种不同的變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机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据。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种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种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种變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現在:几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葯的消耗,士气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港,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种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了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据。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种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占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占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占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据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時間內,一般地衹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獲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后胜利論的根据。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体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18]。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气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种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优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規划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國大体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准備而規划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复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优勢和完成反攻准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优勢,完成反攻的准備。   (四四)根据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不是全國整齊划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并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优勢,日本由优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于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复:不會亡,最后胜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确的嗎?我以為是正确的。   (四七)講到這里,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优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确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机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优勢嗎?它不是优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优勢嗎?沒有疑義,中國衹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濟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种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优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幵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几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幵地防御或攻擊日本,公幵地援助我們,那末优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优劣的形勢确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胜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据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衹是空談快意,并不准備真正去做。最后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証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种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著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胜論。   (五○)戰爭的長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說,惟有努力于作戰多打胜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于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占領地建制于最小的範圍,努力于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于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于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于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于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于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于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于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种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繼承的東西。這种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几种情況上。   (五二)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于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系,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系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后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游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后方大踏步地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后退和前進的奇异形態。   (五三)有后方和無后方──利用國家的總后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占領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軍。脫离總后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后的,是游擊隊。但在每一游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游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后臨時活動的游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后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后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党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利,不應怀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于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御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于我之第一种包圍。由于我以數量上优勢的兵力,對于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采取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于敵之第一种反包圍。再從敵后游擊戰爭的根据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處于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于我之第二种包圍。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据地聯系起來看,并將各個游擊根据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系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力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于敵之第二种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种包圍,大体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于我我對于敵之戰役和戰斗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据點(例如太原)和我之游擊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种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与和平陣線的關系。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后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几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网,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网大体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种可能,是敵占地區將占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衹占一衹半。這是一种情形。但是敵占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衹能占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然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衹是敵占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占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是小半。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后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后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后廣大游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占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后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惊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階級的出現,几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后的戰爭。衹有目前幵始了的戰爭,接近于最后戰爭,就是說,接近于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妳們看,一個意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么無間斷?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后,接著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20],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么又說這次戰爭接近于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幵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机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于這种總危机,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夫人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于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卷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后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机,也不要毒气。從此以后,人類將億萬年看不見戰爭。已經幵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党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現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于后一類戰爭,我們共產党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极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党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极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后,衹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党到國民党,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准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的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為數應該拿出极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衹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么是持久戰和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國的,大体上都是說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將轉軸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后胜利?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划性,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胜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后胜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据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划、方針、政策、戰略、戰朮,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种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确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种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赶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衹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后胜利。(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胜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于這些﹔僅有這些,還衹是有了胜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胜負。要分胜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胜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里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离幵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探明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朮,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朮。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胜利,离不幵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离不幵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和總方針,离不幵全國人民的動員,离不幵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离不幵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离不幵文化的動員,离不幵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21]。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干凈,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种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朮。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戰略戰朮從事攻擊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為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机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种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里過活。這种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胜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著,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胜敵人。這一著是關系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离不幵動員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几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22],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23],應把它們普及于軍隊和人民,并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体,干部人員。現在國民党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气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里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体)。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御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不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机、机關槍、遠射程炮、毒气,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世。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御,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准備轉入進攻的一种手段。退卻,屬于防御一類,是防御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的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衹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御為主,而在其余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体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時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里。防御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御,也是這個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据,從技朮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朮的戰朮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离不幵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体,發揚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后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躍進運動,疏幵隊形,种种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后者,于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网,种种方法也發生了。戰朮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种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种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依情況使用于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了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朮、戰朮、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朮、戰朮、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离不幵戰爭的目的,它普及于戰爭的全体,貫徹于戰爭的始終。   (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离幵中日兩國之間各种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离幵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种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幵于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斗爭。我們的戰爭,在于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胜利,達到最后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体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体的方針。怎樣具体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占領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學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斗力頗強的几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占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于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适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為、兵多。這里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衹能占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領區域,則仝出了廣大地面無法占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潑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占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于占領的,這就以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后胜利的總后方和中樞根据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于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御,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采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几個師對他一個師,几萬人對他一萬人,几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于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御。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御,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于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采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于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關台兒庄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气,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斗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于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斗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适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种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針,与敵周旋于廣大戰場之上。這种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游擊戰爭也用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适用于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朮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种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采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机械化的師又敵一個机械化的師,更能确定地消滅這個師。几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胜,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采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优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御﹔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敵人方面,強攻就變成了弱者,劣勢變成了优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胜仗之后,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胜利以后,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于是總的強弱优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机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里,主觀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升高,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种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划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船和戰斗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于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离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划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么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這种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于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的。這里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于被迫處于不自由姿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种自由,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于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的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种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划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于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优勢或劣勢分不干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确或錯誤分不干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于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几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优勢不能分离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干。戰爭力量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衹有以絕對优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体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几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絕對的优勢,它便有一种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优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幵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优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胜,這是戰爭結局存在著絕對的优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庄胜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后,已處于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优勢,結果敵敗我胜,這是戰役結局存在著絕對的优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优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优劣而分胜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幵頭。中日戰爭的最后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优勢而獲胜﹔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优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于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优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為,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优勢再為之減殺。于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种相對的优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的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种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盛的數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气上,卻處于优勢,這种优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于戰略W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离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后的游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优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优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a造成戰略的优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优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优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优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优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正确指導。為什么呢?我要优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优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胜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胜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正确,敗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确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种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于對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确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确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确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變劣勢為优勢,變被動為主動。就是變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确与否之間的關系。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确与否,影響到优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胜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楚漢成皋之戰[26],韓信破趙之戰[27],新漢昆陽之戰[28],袁曹官渡之戰[29],吳魏赤壁之戰[30],吳蜀彝陵之戰[31],秦晉淝水之戰[32]等等,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优勢而獲胜。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的优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胜,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优勢,轉成了主動。在原占优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于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优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斗爭中,由于主觀指導的正确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优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优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种优勢還沒有确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動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优勢和主動者手里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优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划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优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优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种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优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無准備。优勢而無准備,不是真正的优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准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优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或無准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确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确實性,用以爭取我之优勢和主動權,爭取我之胜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优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從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衹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体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胜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胜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系。戰胜日本是少不了這种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于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种主動,已隨其本身帶著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后),与乎我方具備著許多有利因素,而幵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夕庄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証。我在敵后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占領地的守軍完全處于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備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后的游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后的游擊戰爭,并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實現主動性于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于戰斗,而一切都是為了戰斗的胜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确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确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御、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后退种种的戰朮或方法。懂得這些戰朮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朮,就不容易了。這里有時机、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胜。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机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胜﹔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种任務,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于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朮,還須變換戰朮。攻擊變為防御,防御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后退,后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据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斗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于這种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轉變敵我优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屬于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划性。由于戰爭所特有的不确實性,實現計划性于戰爭,較之實現計划性于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38],沒有事先的計划和准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胜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确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种程度的相對的确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确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确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构成了所謂某种程度的相對的确實性,戰爭的計划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朮(有線電、無線電、飛机、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戰爭衹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确實性,戰爭的計划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朮計划,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御計划,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划,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划,大体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划,是基于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衹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适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划便須改變。戰朮、戰役和戰略計划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确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体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划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遭到或方針是“机械的”東西。這种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于戰爭情況之衹有相對的确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划或方針,也衹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据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适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机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划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于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現的戰爭計划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于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于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种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适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朮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适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种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采用。然而這种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于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种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質的流動。這种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于戰爭計划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和戰役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划性之后,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几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划的。戰爭計划即戰略戰朮的具体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适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优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于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于執行這种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机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包括在內,并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斗的优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朮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朮和教養比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里,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后退。然而,這和韓复槼式的逃跑主義[39]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复槼一類人所借口,決不是衹有向后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斗爭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御”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极方面,為了陷敵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處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机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中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于确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地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御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种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于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胜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于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衹有戰朮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里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游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騙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种神圣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种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并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朮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于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余裕時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更是屬于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复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朮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后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朮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后胜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朮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机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种,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么?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优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优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离,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御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內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准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种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于持久作戰和最后胜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种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朮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体任務,例如破壞和扰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提倡并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斗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与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圍和迂回戰朮,因而便須集中优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朮,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种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后耐心地有計划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著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里,悲觀主義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國論,消极的軍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种長處是可以破壞的,并且已在幵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种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証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庄等戰役就是明証。日本軍心已在幵始動搖,士兵不了解戰爭目的,陷于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沖鋒的勇气遠弱于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并將隨著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气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衹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朮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斗中,是困難的。速胜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确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优勢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朮──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系上,對于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于敵之可胜,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于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東、察北的占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据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划,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叮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党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几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蘇聯對立,又由于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后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庄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占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庄敗仗后,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体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庄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触了霉頭之后,于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沒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著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种矛盾正在向前發展著,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体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机。這點顯著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占領后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庄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机,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庄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庄戰役以后,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于徐州,華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机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的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胜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种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划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划宁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并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极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斗指揮,即部隊戰朮和小兵團戰朮,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于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优勢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庄以及許多的其他戰斗﹔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划,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戰。這种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進并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胜,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干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种情況下)衹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种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确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胜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41]。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与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幵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于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怀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伙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种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气,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后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斗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极。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衹有這种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复□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确的作戰計划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衹有這种在正确計划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胜強敵﹔而逃跑主義,則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嗎?睡覺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我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斗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了爭取時間和准備反攻而流血戰斗,某些土地足仍不免于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斗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种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衹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优勢,然而仍适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于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触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于某种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后任何階段都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后胜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松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占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种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采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占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敵人,衹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衹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余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种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衹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后,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干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种可能:由于蘇聯的強大,由于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划,而對之采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种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松,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衹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气。   (一一二)在這种情況下,中國制胜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于進步的時代,并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占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于中國之弱﹔而這种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种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胜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里衹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离不了現代化,把技朮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赶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朮,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种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中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朮和戰朮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朮條件雖优,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著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的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片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42],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几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种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朮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极性來支持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于主觀的愿望,而決定于具体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條件之一。不努力于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后應該爭取几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最基石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成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衹有這种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系,軍煉關系,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极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复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煉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胜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胜利,然而這是胜利的最基石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几個党派的党部和党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胜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近一年來敗,中國必胜。衹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胜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要,它的士气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範例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幵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胜利。”“爭取抗戰胜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衹有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党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与党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的如草芥,速胜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胜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幵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說的,衹要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衹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美国计划关闭两房公司,中国5千亿美元将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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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关闭两房公司,中国5千亿美元将灰飞烟灭
——呼吁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对“两房案”立案调查
张宏良(2011年被删旧文重发)
据《经济参考报》引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政府计划将关闭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房贷公司,原因是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1500亿美元,要维持两家公司继续经营,未来9年还需要再继续投入3890亿美元,美国政府不想继续填补这个“黑洞”,便做出了关闭两房公司的选择。两房公司的关闭,意味着继去年6月两房公司股票退市,让所有股票投资者血本无归之后,两房公司的债券投资者将再次遭遇血本无归的悲惨结局。最为悲惨的当属中国。中国5000亿美元相当于3万多亿人民币的两房债券,将有可能就此灰飞烟灭!
3万多亿人民币!如此天文数字的财富,还仅仅是借钱给美国两家公司的损失。
3万亿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2007年全国工资总额是2万多亿人民币,全国商品住宅投资总额是18000多亿人民币,全国医疗总费用是6800多亿人民币,全国教育总支出是700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仅仅两家美国房贷公司就借去了相当于中国一年半的工资,相当于中国近2年的住房投资,相当于中国4年多的医疗费用,相当于中国4年多的教育支出。面对如此旷古未有的财富损失,中国老百姓又如何能够买得起房?如何能够看得起病?如何能够养得起老?按照网上披露的国产航母建造费用每艘30亿计算,3万多亿人民币就是一千多艘航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慈禧太后10年先后挪用的海军军费总额,也只不过相当于三艘定远舰的价格,而且至少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座颐和园,可是我们把能够建造1千多艘航母的费用借给了美国两家公司,结果却是连一堆废纸都没有剩下(现在的股票债券已经彻底虚拟化了,不再用纸张),完全蒸发在了无边无际的浩渺太空之中。
5千亿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就是350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每个家庭借给美国两房公司8千多元人民币,再加上中国每个家庭借给美国财政部的14000多元,相当于中国每个家庭借给了美国22000多元,这还不包括中国购买的其它股票和债券。为什么不包括,因为国家外汇投资是机密,国人谁要探寻谁就是犯罪,现在这些数字还都是美国政府告诉我们的,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透露,中国老百姓到现在也不知道,中国居然借给了美国财政部将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6万多亿人民币,仅仅借给美国两家公司就有5000亿美元。中国究竟借给了美国多少钱,如果美国政府不透露,按照现在的做法,恐怕这些数字将会永远石沉大海。
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对国人保密,中国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唯一国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几乎都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批准,政府根本无权把成千上万亿资产擅自借给某个国家或某个外国企业,唯独中国,把成千上万亿国有资产借给美国,既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也不经过党中央批准,政府内部几个金融巨头一商量,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悄无声息地流入了美国。这些在法律上仍然属于老百姓的资产,老百姓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甚至不仅没有过问的权利,连遭受损失后叫就喊心疼的权利都没有。去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还专门发表声明斥责老百姓说,外汇投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别人无权说三道四。在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完全忘记了,这些外汇是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是中国老百姓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是中国老百姓拿命换来的,凭什么老百姓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你们却有权数万亿数万亿地擅自送给美国?
最让中国人愤怒不已的是,中国持有的5千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并非是投资失误造成的被动损失,而是在美国两房公司已经陷入破产泥潭后投入的挽救资金。2008年美国两房公司实际已陷入破产并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已经在讨论是否批准两房公司的破产议案,绝大多数议员认为应该批准两房公司破产,不同意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冒险挽救两房公司。此时,中国媒体上突然冒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响亮口号,美国两房公司的老总急匆匆跑来北京求救,随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3750亿美元,就十分及时地流入了两房公司的账户。本来已经决定让两房公司破产的美国国会,看到两房公司既然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数千亿美元,也就放弃了让两房公司破产的议案。就这样,两房公司避免了当时破产的噩运,中国的数千亿美元稳住了美国的廉价住房,再加上那近万亿美元的国债投资和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帮助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特别是有效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打到美国老百姓头上。
所以,虽然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被认为是百年难遇的大危机,可是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市场上仍然是物美价廉,物价甚至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股市同样不断上涨,股价指数接近翻了一番,超过了12000点的高位。反观借钱救美国的中国,通货膨胀一浪高过一浪,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价格暴涨,股价指数从当时的6100多点下跌到1600多点,到现在仍然在2800点苟延残喘,并且随时都会继续暴跌,房价和美国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美国家庭二到三年的收入,就能购买到十分体面的一套住房,中国却是祖孙三代人的收入都砸进去,才敢跨进住房市场。同样的人民币,放在外国人手里,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便越来越值钱,越来越能够买到更多东西;可是放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却由于通货膨胀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人民币如同中国许多漂亮女人一样,也患上了崇洋媚外的毛病,到了外国人手里就升值,落到中国人手里就贬值。同样一张百元大钞,装在中国人兜里和装在外国人兜里,价值变化完全不同。如此荒谬绝伦的现象,却歌颂为是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居然沦落到了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居然自我作践并且作践国人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真是让国人痛彻心扉!
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完全变成了美国的小金库,美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拿就怎么拿。然而,抢劫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帮助美国控制了中国金融之后,又把国人的命根子——种子业——交给了美国,中国老祖宗一直嘱咐我们一句话,叫做“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现在,却把饿死爹娘都绝不能动的种子,变成了美国控制的转基因种子;不仅把物质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交给了美国,同时还把精神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全部交给了美国,让美国控制了中国全部网络媒体,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所有中国门户网站全部是外资控制,此前我们就一直强调,在信息社会,网络媒体被外国控制甚至比军队被外国控制还要更加危险。这次突尼斯和埃及革命,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网络媒体,日本和韩国宁可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也要把网络媒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果断地收回种子业和网络媒体,即将到来的灾难将不堪设想。
当今中国老百姓最为悲惨的还不只是资产被抢劫一空,而是诚如此前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让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管杀父仇人叫爹,中国老百姓命运之悲惨,莫此为甚。凡是熟悉两房案的人都会发现,当初把中国金融资产弄到美国去的那些人,恰恰就是今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普世价值的那些人。当他们把中国的金融资产、粮食种子、网络媒体等改革到了美国手中之后,便开始了最后的改革,也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政权也改革到美国手中。大家看一下最近呼吁中国政治改革和推行普世价值的那些头面人物就会发现,其中囊裹了中国绝大部分金融巨头,这些人参与制造了中国金融资产损失的几乎所有灾难性事件。这些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洋人瓜分中国资产而发了大财,现在又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再与洋人瓜分中国政权,以建立权利和资本的双重世袭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装上双重保险,全然不顾由此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的灭绝性灾难。由于他们控制了主流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各种政治包装,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其中真相,还误以为他们是改革者的进步力量,他们也满口民主自由地出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这是处于巨变前夜的当今中国社会最危险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让国人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一定要让“两房案”大白于天下,绝不能让3万多亿中国资产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打了水漂,中国GDP总产值也不过30多万亿,就这样数万亿数万亿地随便流失下去,中国的血很快就会被抽干枯竭。为了保住中国的血不会被全部抽干,为了保住中国的外汇资产不会全部变成废纸,为了保住中华民族最后一点儿命根子,为了还能给我们子孙后代剩下一口饭,为了还能给这个社会残存最后一点儿天理人伦,我们呼吁——
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立刻对“两房案”的巨额损失立案调查,对国务院相关金融部门启动问责机制,至少要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为什么要投资3万多亿挽救美国两房公司?是什么人经过什么程序,批准投资3万多亿挽救美国两房公司?
要知道,两房公司是美国的公司,可是在中国没有投入数千亿美元之前,连美国国会自己都决定让两房公司破产,并且在仅仅投入1500亿美元之后,就拒绝继续填补黑洞,而决定关闭公司,中国与两房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凭什么要投入5000亿美元?这其中究竟暗藏着什么必须向国人掩盖的东西?3万多亿人民币毕竟不是个小数目,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资产损失个案,必须要对老百姓有个起码交代。